毕业日记170822-0912

这些日记原本是发在微博上,并备份在子博里的。现在整理到这里。


170822

回教室的时候偶尔还会往十一年级跑,不过一天下来已经习惯回到十二年级的教室了。
第一节地理课,老师给了一张空白世界地图让我们凭记忆填国家,算上连蒙带猜的我填了九十个左右。
第二节英语课的老师据说给分很严,很多同学都想换到别的老师班去,我嫌麻烦就想不换了吧。而且这个班学生也少。
第三节心理学课,非常劲爆,感觉会是门很有意思的课,但也有点害怕学到自己不想深究的东西。
第四节化学课是学校里人气很高的巴基斯坦老师教,结果第一节课我只听懂了80%左右,口音太难懂了!还是感觉理科好无聊啊,但既然排错了也是缘分吧……就学吧。
这就是我这学期的课表了。
放学后去咨询了一下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他的意思是我选什么课都无所谓啦,而且文科真的比较容易申请。当他听到我准备选亚洲研究作为专业的时候,有点小吃惊。“我们学校还没有人选过这个专业。你想过将来能做什么工作吗?”我回答了几句,他点点头:“那你的家长同意你选这个专业吗?”我说,他们支持我学任何我想学的专业,要求是我能学出成果,能找到工作给自己和家人足够的经济支持。他说:“You have great parents。”
后天可以去问一下社团登记的事了。好几个老师碰到我都问我今年文学社的安排了。


170824

今天放学后去了趟图书馆。放假的时候,有人和我说学校的图书馆其实也有川端康成的书,于是想趁闲着的时候就过去找找。我总感觉书本的排放顺序变了;印象里日本文学(其实只有几本村上春树的书)是放在一个书架上最高的那层,可我踮着脚转了一圈也没找到。
我从书架侧面探出头去,看到图书管理员刚走了进来。
“你来啦。”他打了个招呼。
“嗯。书本的排序是不是变过了?”
“其实没怎么变。你在找什么?”久别重逢他的英式英语。
“川端康成。听说我们这儿有他的书。”
“谁?”
我放慢语速:“川端;拿过诺贝尔奖的那位。”
他绕到我身后的书架,指了指两本薄薄的书。我探过去一看,Yasunari Kawabata。雪国和千只鹤。
“是他。”我从书架上拿下Snow Country,掂在手里轻轻的只有一点分量,“放假的时候我又读了读这本。”
他点点头。“那你现在在读什么?”
“《罪与罚》。读了大概五分之三了,但是我读了一年。我在犹豫,要不要把这本书的英译先过一遍,还是先把《罪与罚》读完……”
“你要开始犹豫的话,就先别读了吧。”他说,“还有成百上千的好书等着你。《罪与罚》,你随时可以回去读。你读了多久,书也不会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会知道。书等得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等得起。他已经等了很多年了。一旦开始犹豫,就说明你需要再读一本了。”
我借了《雪国》和一本他推荐的书,顺带和他讲了讲川端。说到川端有盯着人看的习惯的时候,图书管理员笑了笑,然后我竟然想不起来还要讲些什么了。似乎我成功引起了他的兴趣一次,就是完成了什么任务一样。后来我们又讲了讲小泉八云和水木茂,回家前我说:“我最近决定下想要申请的本科专业了。”
他好奇地看了看我。
“本来我想选历史,现在我决定去选亚洲研究了。”
“去加拿大学亚洲研究?会不会显得太随意了?不过倒是一个好的角度。”
“因为我只愿意去加拿大。卜正民在《哈佛中国史》的序里面写他和一位中国教授的对话(那位教授是朱维铮教授),不也说了,中国人学中国史,是在屋子里面看屋子,而外国人是从屋子外面研究,各自知道对方不知道的东西。亚洲文化也是一样的,那我现在就要从屋子里走出去了。”


170825

放学后和模联社的同学们一起去吃烤串,十几个人围着桌子一边聊天一边吃,我笑得背疼。借用烧烤店的洗手池时,服务生问我:“这是你们的校服吗?”我说是的,他羡慕地说了一句“真好看啊”。可我一想到能穿这件校服的时间已经不到一年了,就觉得有点失落。吃完出来还碰到在隔壁餐馆的英语老师们,尴尬地打了个招呼。


我其实已经不太想上学了。在高中待了三年,有时会觉得又厌倦又无聊。
我们的英语老师有四百副耳饰,并且每天都搭配好不一样的衣服和饰品。昨天是橙色的,今天是紫红色的。 我听她絮絮叨叨地讲话,低下头就会睡着,她一提出问题,我就抬起头来回答。虽然她讲话声情并茂,但内容还是冗长无趣。我只好盯着她的耳坠和手链,不知道为什么吃吃地笑。同桌的男生好奇地盯着我,他的桌上放了一本漫画版的《麦克白》。
当然也有有趣的课。心理学课在讲成瘾,现在我们要做第一份作业了,我和同组的另外两个男生聊了一节课,笑得不行。下课后,老师(老师太多了,以后还是叫他马丁先生)叫住我,说要和我谈一谈。他说:“老师找你谈并不一定是坏事,不要紧张,我就是想和你说几句。”我其实一点也不紧张,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成绩好的学生,也从来没惹过什么麻烦。我一边走到下一个教室,一边听他讲。
马丁先生说:“新学期新的课程刚开始,现在这个班的人,还不是那么团结。有些事如果你不想让别人再知道,就不要说了。我们并不是逼每个学生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学生受伤。你有不想说的事,就不要说了。你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再说出去。”
下一节的化学课上,我跟森说了马丁先生对我讲的话。
“他什么意思啊?我没懂。”
森半笑不笑地跟我解释了一下。我点点头,说:“哎呀,我待会再跟你说。”但我之后并没有去找他。
其实我知道马丁先生什么意思。开学第一节课上,他要我们回答几个问题。我们对心理学的了解,我们希望在这个课程学到的东西,和我们害怕在这个课程中会遇到的问题。我把回答写在一张A4横线纸上。
我写,我本来没有选择这门课,因为我害怕。虽然去年选修了这门课的南宫总是给我讲课上的内容,我也觉得很有趣,但我还是害怕它的本质。我怕课程内容会让我想起那些我最不愿意回忆起的东西。我知道在这门课程里我会学到关于那些事的一切前因后果。所以我害怕。因为排课失误我进了这门课程,那我就不会换课了,我也会想办法面对恐惧,因为总有一天我得面对它。
我写了这样的话。写下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到底是什么不愿意想起来的事,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拼命想也记不清是什么事了。最后一句话我蹲在椅子上犹豫了很久才写上去;我哪里会想去面对那些破事啊,只是冠冕堂皇积极向上的应付而已。
所以今天下课后马丁先生找我讲那些话的原因,我很清楚了。但我还是去问了问森。我只是想找他说话。看到他的时候我有种不安的感觉,觉得必须找他说些什么;虽然不能确定这种不安是否被印证了,但我不对这种没话找话的行为感到后悔。我习惯了。
大家都在互相问化学题的时候,我问了森这样一个不搭边的问题。我也不觉得自己打扰到他了。大家都说化学题好难,于是我也说好难。大家都说不会做,于是我也说不会做。大家都做错了那么几道题目,于是我翻到第二面,在做第二面的第二题时,做贼似的按了几个不相关的数字上去,填出了答案。同桌问:“你这道题答案和我不一样啊,是不是我做错了?”我说:“也可能是我算错了。”同桌仔细对了一遍式子,说,是一样的啊。
我着急忙慌地说:“等等等等,可能是我计算器按错了。”我又按了一遍计算器,把正确答案改了上去。“果然是计算器按错了,哎呀我计算器都能按错。”理科真无聊啊。
之前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南宫、基辅、几个学妹坐在一桌。学妹跟我讲,她们班主任经常提到我,尤其是一次讲我上学迟到,还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喊了一声“我迟到了!”。
我笑了个半死:“我没干过这事啊!班主任的话你们也信?!”我真没干过这事,虽然这很像我干得出的事。
“全校人都知道你的啦,你很出名的。”学妹调侃道。
南宫没说几句话,她今天头疼。基辅也没说什么。我看到森的时候还是有那种不安的感觉。大家看起来都很悲伤(心里到底怎么想我不可能知道),只有我特别开心。
我今天特别开心。放学后吃完烧烤大家一起走的时候,路过坐在旁边餐馆的老师们。我看到马丁先生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就笑个不停。
其实正式开始上课的那天我就想起自己不愿意想起的那些事了。我从未如此清晰地审视过那些回忆。其实我已经不害怕了,但至少我要装作害怕的样子。我已经不太想上学了。


170828

又是无聊的一天过去了。长大之后好像真的能获得什么特权似的,自习课可以看手机了,可以睡觉听音乐了,可这样反而显得没什么意思了。本来少年的乐趣就是打破规则,长大之后白纸黑字的规则少了,多的是不成文的规矩,又无趣又累人。结果我反而开始写作业看书了。
对于长大成人这件事,我还是没什么实感。早上站在地铁里,还没出站的地铁车窗外是昏暗的站台,玻璃上反射出我的影子。比周围站着的人都矮一截,扎着短短的两个小辫子,系了蝴蝶结,穿着小短裙,书包背得高高的。怎么看我都还是个小孩子嘛。谁能想到我马上就要十八岁了呢。说出来的话估计会让别人惊讶一下吧。但《雪国》里的女人在十九岁的时候被认成二十一二岁,倒更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很多同龄人或者比我小的人,化妆打扮的风格都和二三十岁的人接近了。好像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长大成熟,只有我一个人想永远当小孩子。
我想被留在童年里啊。童年没能做成的事情,没能得到的关心,没能体会到的快乐,什么时候能够补回来呢。五岁的时候吃不到好吃的零食我会安静地躲回书房里;十七岁的时候吃不到好吃的零食我会大声告诉妈妈“我想吃那个嘛!”。我像是在一条单行道上拼命地往回挤。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在院子里大喊一声“妈妈!”据说半条街的人都能听到。在家门口的墙上,西班牙的彩色瓷砖贴成我们家姓氏的拼音。我能看到这些瓷砖的日子不多了。邻居伯伯问爸爸:“你们家女儿已经要考大学了吗?前些天听到她这么说了。原来她已经这么大了吗?”画室老师也说过:“你怎么看着跟这些初中的学生差不多大呢?”
不过在大多数大人眼里,初中的学生可能和高中的学生没太大区别吧。少年就是少年,倏地一下就长大了,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从一只手能捧起来的婴儿变成要去考驾照的人了。是这样没错,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四五岁的时候,每一天都痛苦地漫长,太阳晒在冰冷的玻璃上,爸爸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坐在健身器械上摇到太阳西斜,好像一年过去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过去。可是现在一晃眼高中三年就过去了。我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呢,还觉得没有过够,能说清楚的遗憾也没有,只是觉得,不够。钱也不够,时间也不够,这就是青年时期吗?看来真正无聊的日子还在眼前啊。
我收回前几天说的理科很无聊的话。化学老师的作业是需要在线上完成的,题目出得乱七八糟,我做下来居然错了六道题。四道题是他的出题失误,还有两道题只能说是我自己的失误了。我把正确答案都告诉别人了,结果自己错了两题,真是傻啊。虽然我也不太在意这些事。于是我重新做了另一套题,成功全对了。
今天去教育局官网查成绩的时候,发现我上十年级以来,除了十年级英语差一分到A,其余所有科目都是A。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尽管我一直告诉自己“你也没有多聪明,不要太得意了”,但该高兴的时候还是要高兴一下的。


170829

我算是理解为什么有些同学说学校不可理喻了。
早自习的中文课,讲了戴望舒的《雨巷》。上星期老师发了这首诗的英译,让我们翻译回中文,要求试着翻出诗歌的美。我其实觉得自己翻得还不错,但不敢当着别人面这么自吹自擂,只说“这样对戴望舒不好吧”,大家乐了起来。这首诗我明明很喜欢,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还感觉英译比原诗更好,但毕竟缺了重要的韵律),却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只好像以前一样继续上课插科打诨。老师讲:“所以这首诗里的一切都发生在……”“作者的脑补里。”我接道。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老师也无奈地笑笑。我怎么这样呢,明明我很喜欢这首诗的,却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又无法忍耐自己的感情,只能说些不尊敬的滑稽话逗人发笑。我实在是过分了。“不可理喻”,我突然想到这四个字。
第一节地理课,我从坐在旁边的日内瓦那里看到了社团登记表格,突然想起自己还没登记文学社,紧张了起来。
“你这是哪拿的?”我问她。
“Main Office门口左边的椅子上。你没拿吗?”
“没有啊,没人告诉我,问老师,老师也不知道。我待会去拿吧。”
她点点头。“十一年级的安娜还要办一个文学社你知道吗?”
我忍住瘪嘴的冲动。又来了。曾经的副社长在把我批判一通后再也没有来过社团,闹出了多少麻烦事不说,现在要再新建一个和文学有关的社团。安娜和她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宣传了一通(和日内瓦、森都说了),不过当然没和我说。上个星期就有学弟在微信上告诉我了,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觉得很尴尬。感觉你有必要知道一下。”
“我知道啊,有人告诉我了。”于是我对日内瓦说,“不过她们那个是读书社,主要还是读吧。”
“对,你们是写。”
“嗯。就算这样我也觉得很尴尬。”
日内瓦点点头。之前发生的事,她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
“真的是尴尬极了。不知道学校会不会要求我们两个社合并;以前学校就干过这事。我下课得赶紧去拿登记表格了。”
我有种紧张到反胃的感觉。我讨厌纠纷,非常讨厌。很久以来我都感觉安娜和自己虽然观念差别很大,不论文学的还是生活的观念;但其实我们是相似的人。可能这就是我们起冲突的因素之一。再说了,她那么争强好胜,现在再想建一个社当社长也没什么奇怪的吧。仔细想想还是有点膈应;我甚至想把文学社的名字给改了,还问了其他社员的意见。最后还是决定不改,因为懒。
上星期模联社一起出去吃烤串的时候安娜也在。期间谈到“重口味”的事,大家开她的玩笑说她“重口味。”
“她写的文章也很重口味嘛。”我对着坐在旁边的学姐,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安娜半笑着看着我,“我写的文章哪里重口味了?”
“你在真识社发的最后一篇。”
“《石榴》?”
“嗯。”
“哪有?”
我没有回答。
别人继续聊着,我算是久违地和她直接说了两句话。
我不可能原谅她,她也不可能原谅我吧。我不喜欢她,她的文字风格也好,为人处事方式也好,我都谈不上喜欢。可能我看到了一种与自己身上相似的特征而感到恐惧,于是本能性地产生抗拒了吧。不知道她听到我这想法会怎么说;会回击“根本没有相似之处”吗?可能吧。
我讨厌纠纷,非常讨厌。厌烦。要是可以过上没有争吵的日子就好了,但那是不可能的。
上课上到一半,日内瓦问我:“你要来校园大使社吗?”
那是个组织活动,领导学校事务,类似于国际部学生会一样的社团。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组织领导能力,又嫌烦,还害怕和别人打交道,所以从来都没有加入过。
“嗯……感觉我不行哎……好像很忙的样子。”
“不忙的,一点也不忙的,”日内瓦拉着我的胳膊说,“真的,达莉亚,你来吧,你可以的。”
“我再看看时间冲不冲突好了。”
日内瓦开心地点点头。
也许我可以呢,我想。现在的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又不敢和不熟的人说话,又觉得做事情麻烦。试试看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的。自从能独立做选择以来,我还很少干过真正管理事务的活儿呢。
于是中午我在到处找老师找人填社团登记表的时候,路过日内瓦就问她:“校园大使社什么时候开会啊?”
“下礼拜四。达莉亚你来吗?”
“嗯,我也参加吧。”
“太好啦!”日内瓦抱住我,我们黏了一会,结果觉得在走廊里太热,还是躲回教室里了。
我想尝试些从未做过的事。
今天我要说理科还挺好玩的。因为今天化学课做实验嘛。我们组动作很快,一节课就得到了成功的实验数据。然后我拿了一个多余的橡胶手套,把它吹成气球玩。可是一开始吹着不太成功,反倒给自己灌了好多气,结果后面上课我一直在打嗝。下课后还在打嗝,一路打嗝打到图书馆。
星期二是平时文学社的活动时间。今天我们想先随便聊点什么。森早就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了,我和基辅也来了。我又问了一下和社团有关的问题,把登记表填好,就交给副校长去了。副校长居然记得我的姓氏;虽然学校成绩顶尖的学生他都应该了解了,但我平时不怎么找他,也不爱参加什么活动,他能记得起我的中文姓氏还是让我有点惊讶。
与基辅和森坐在一起,一整天都有点紧张的我才安心下来。可惜南宫去讨论女子篮球队的事了;不过说实话,就算她在,大概也受不了今天文学社的氛围。
不知道从何说起。
只有我一个人特别开心了吧,开心到感到不安,开心到无法满足;不可理喻地开心。
森还是像平时一样,不怎么说话。其实他上课的时候还是经常说话的,但一天下来他也累了吧。嘟囔了些“医生给我开的药我都没吃”之类的话,就又沉默起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拿出从实验室带出来的橡胶手套,吹起了气球。基辅拿过手套,在上面画了一个脸,我笑得整个人都在抖。
图书管理员路过我们,看了眼我,问:“你们今天是社团活动吗?怎么这么点人啊。”
“没有,我们只是在聊天。”
“这样啊。”
我笑着举起画了脸的手套给他看。
“这是你们的新社团成员吗?”他问。
我喜欢这个主意。“是的!”
“他叫什么?”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基辅问。
“男的吧,我们社团男生太少了,正好平衡一下嘛。”我说。
“我想不出什么好的男性名字……”图书管理员说,“不如叫他Collin吧。”
“好的!他就叫Collin了!你好啊!”
“你好,Collin,”图书管理员对着Collin打了个招呼,“你是怎么走到图书馆来的?”
“坐在我的口袋里来的!”我说。
我和Collin玩了一会(我还把他弄漏气了),几个人又讲了讲申请大学的事。好像上了十二年级,大家讨论的话题莫非就都是大学,大学,大学。没什么话可讲的时候,讲起申请大学,也一定能化解尴尬。
过了一会,基辅拿出一张纸,正反面写了很多单词。
“这是什么?”
“领导力课程上发的。上面是一些名词,老师让我们选对自己来说最有价值的那个词。你选一下吧,中川。”(基辅一直叫我中川,我对这点感到特别开心,近乎感动的一种开心)
我前后扫视了一遍那张纸,伸手点在“Creativity”上:“这个。”
“森,你呢?”
森凑过来,看了看。“一个也没有。没什么有价值的。”
“喂,你要变成虚无主义者啦。”我推了他一把调侃道。直觉告诉我这样做不好,可我就是改不掉插科打诨的坏习惯。我想做个能不靠当乐子来让自己感到安心的人。“你呢,基辅,你选了什么?”
“Trust。”
我点点头。感觉是基辅会选的词。
“Liliana说我……她选了Friendship和Family,她就指责我……”
基辅后面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好像有本能性忘记负面观点的问题。我只记得说到后面,基辅的声音有点带着哭腔。我低着头看着Collin,没能说出什么。我感到惭愧。在悲伤面前我感到惭愧,因为我无法像别人一样感受到悲伤。
“如果别人骂我我能得到钱的话,我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来骂我。”基辅说。
“哇,那我岂不是要发大财了。”森讽刺地讲。不在一群同学之间的时候,他偶尔给我一种阴郁的感觉。我突然想起自己读到他最近写的那首诗时,跟基辅说:“呜哇,我感觉他最近不太好啊。”
我没说什么。我是个好孩子,没什么人真的骂我,只有人在背后义愤填膺或者酸溜溜地说我坏话。我也不喜欢别人骂我;虽然我也很喜欢钱。
大家有着我所无法理解的痛苦。到底是什么呢。不解决这个问题,我连手头正在写的文章也没法完成。我陷入了窘境。
这段时间以来,我鼓起勇气尝试了更多的事情。我收集到了很多素材,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经历。可是我却把最重要的悲伤的方法忘了。从结果上来讲,我还是失败了。
也许我会就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对写作提起兴趣了吧。想到这个之前从未考虑过的可能性,我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没有人能确保我与生俱来对写作的兴趣会永远陪伴我,我也从未意识到它也总会有终结的一天。我以为等到那天我就会死,可现在看来不是的。也许等到那天,我只是长大了。只是长大了而已。
也许我真的长大了。
放学路上,我想着这件事,突然被路边的黑垃圾袋吓了一跳。风吹起它,像一只巨大的黑狗,流浪在街上,正对我乞求似的点着头。
真是不可理喻。

今天依然在读《雪国》的英译版。看到驹子曾经在报纸上打好草稿才写日记的时候,感到自己的日记写得太随意了。即使在信息时代使用文字可以随时修改的软件写日记,我也很少思考什么,只是一股脑地把想起来的事都凭记忆如实打上去而已。真是没意思。真是“不可理喻”啊。


170830

今天早上选了两根带着水绿色大蝴蝶结的头绳扎头发,花了我好长时间,但扎起来还挺好看的。我有好多水绿色的头饰。下完雨的第二天凉凉的,和水绿色很配。
地理老师真的瘦了好多,变得像他年轻时那么帅了。与此同时他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本领也增强了。上地理课我总是问出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也回答不了,就编一个故事应付我。
昨天上课他讲:“Graben(地堑)和Horst(地垒),这俩名词一看多半是德国人起的。”
我问:“德语里它们是什么意思呢?”
他想了想,说:“Horst是德国神话里的一位神。”
“嗯。”
“他主掌地垒这种地形。”
“是这样啊。”
“然后每个礼拜三我们要献祭给他三颗葡萄。”
“……”我差点就信了。
今天小测验的时候,他说不能提前交卷,但如果早做完的话,可以用卷子后面空白的那页“自娱自乐一下”。我画了一个朔老师,却在旁边写了两句三好的诗。然后我把它们都擦了,开始写《越人歌》。刚写到“今日何日兮”的时候,就交卷了。
上英语课之前,坐我旁边的男生看了看我的水绿色蝴蝶结,说:“嗨,原谅色的矮子。”
我已经习惯了,也不觉得生气,只是觉得有点无奈。我看到斜前面坐着的高个子男生穿了件绿色的T恤,就说:“那还有个大个子呢,挺平衡的吧。”
他笑了起来。
今天化学课我们组动作也很快,早早就做完了作业。我在电脑上看一篇讲三岛由纪夫的文章,坐我旁边的奥古斯特拿了一本书出来读。那是一本台版的日本文学书,我凑过去看了看,是个六八年出生的作家写的,其他的记不清了。
“达莉亚,你能看出书是不是盗版吗?”她问我。
“就是看有没有印刷模糊,纸页粘连的状况吧……台版的我不清楚啊。”
“这样吗……我感觉这本书的封面好模糊,真担心是不是盗版的。”
“说不准呢。不过你能读竖向写的繁体真厉害啊!我也有几本台版书,密密麻麻的读得我脑壳都涨了。”
“读多了就习惯啦。”她回答。
这时候化学老师也走了过来。
“这是中文吗?繁体中文?”他问。
我们点点头:“这是台湾出版的书。”
“是竖向写的啊,这样好。”化学老师说,“这才是中文原本的样子吧。你们读着会不习惯吗?”
“我会不习惯。”我说。奥古斯特摇摇头。
“我的母语是横向从右写到左的。”他说。
我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巴基斯坦是说巴基斯坦语吗?要我开始学横向从右写到左的语言,肯定会脑子转不过来。
放学路上,我在地铁站等车的时候,看到一只麻雀落在铁轨上。对面站台的后面开过去一辆绿皮卧铺火车。我看着那只麻雀,它在对面那边的铁轨上蹦蹦跳跳的。远远地已经看到开往反方向的列车从我的右手边过来了,两个车灯在阴天显得特别亮。很快它就要进站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鸟儿在铁轨上了。但每次,我都期待着什么,都感到焦躁不安;不是害怕鸟儿被列车撞,它们不会那么蠢的。我一边感到焦急烦躁,一边思考着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列车真的要进站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所期待的事恰恰相反:我希望那只麻雀被列车撞死。这时候麻雀飞了起来,飞上了对面站台的棚顶;与此同时列车隆隆的行进声灌入耳朵,不出三秒,车头就飞驰过我的眼前。
我一直在期待着一场惨案。血腥的意外或许能令一个年轻人精神抖擞起来,不同寻常的事故也能成为不才的我拿来填满文档的素材。我兴许是个非常恶俗的人。
麻雀没有给我机会,现实哪有那么戏剧性呢。


170901

虽然比以前正常了点儿,但还是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啊。与不熟悉的人对话,就像全神贯注地抛接球一样。一回合下来,精疲力尽,只能感慨“终于结束了”。
今天早上被迫在操场上站了半个小时听开学典礼。我站到头晕眼花,把西装脱下来罩在脑袋上尝试逃避现实。之前自习课的时候,老师说她在教十年级的学生,发现他们都知道我。有点哭笑不得。
地理课写作业,我在画图示的时候被同学夸画得好看了。他们拿过我的作业传着看,说我画得像打印的一样。我其实也想学美术的。画室老师说我不学美术太可惜了。七八年前的美术老师也这么说我;可是人只能活一次啊。
下午化学课的时候,听到南宫在后面和同桌讨论养孩子的事情。南宫早就跟我说过,她不喜欢小孩,所以绝对不会想要小孩;但如果领养一个从小就按她的方法教育的话,她也许会考虑。我说,那可不行,你这种嗜血变态反社会型人格杀人狂魔岂不是要带坏小孩子吗。
今天她也是这么说的,我转过头去,说:“喂,我可不会让你带小孩子的。”
“你能管得着我吗,略略略。”南宫对我说。
“我谴责你,我写文章谴责你。”
同学笑开了:“对啊,到时候满报纸都是谴责南宫的新闻!”
“我不看不就行了!”南宫冲我喊。
奥古斯特也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南宫的鸵鸟心理……”
这时候化学老师让我们别说中文好好写作业了。
放学回家时坐的公交车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破旧,而且也空荡荡的。一路上我旁边没有坐过一个人。我看着窗外,感觉到的除了孤独就只有孤独;恐怕连孤独也没有。我突然想起了心理学课上学到的那个实验,“Little Albert”。没有任何关联。只有孤独。
好像真的生病了,所以早点休息吧。


170904

今天的升学指导课上,老师突然说了一句:“刚才日内瓦发现UBC的申请页面已经开了,大家可以去看看了。”
“什么,这么早吗?!”坐在我旁边的萨拉说了一句。
“我们去看看吧。”我打开了UBC的页面,点进去拉到最下面一看,果真写着“现在申请”两个词。
“真是没想到,我们现在居然就要申请大学了!”萨拉看着英语语言要求的页面,一边说一边笑着。那是什么笑呢,又不是兴奋,又不是尴尬,非要说的话,大概是一种自嘲:啊,我们也终于走到这步了啊。
“太快了吧。好像来这个学校也就是昨天的事一样。原来三年都过去了。”
“对对对。哎,可以注册账号准备申请了。”
我也点进注册页面,出来一堆需要填的资料。到现在为止,我看着这个页面,好像还是注册什么游戏网站的页面一样,又似乎与我无关。我直接拉到需要填的学校一栏,点进去输了一下我们学校的名字。我刚输了三个单词,输入栏下面就自动跳出了三个匹配的学校。在最中间,我们学校的名字赫然在目。
“啊,是我们学校!”萨拉凑过来叫道。
就在这一瞬间,我才彻底抛弃了长久以来事不关己的隔绝感。现在,这真真切切是我需要面对的事了。现在,就在现在,已经发生了。一年之后,我就会身在异国他乡了。
我关闭了页面。“今天放学后我去找一下学校的中介吧。”我得上点儿心了。
“你还需要中介啊?我都没用。”
“我懒。”
“你最想去的学校就是UBC吗?”
“当然。”
“我也想去。我跟你讲,UBC有家中餐馆可好吃了。”
萨拉的姐姐今年刚从UBC毕业。她暑假经常去那里玩,对校园还算熟悉;她的文件夹也是在那里买的,上面印着UBC的校徽。
“是吗?那我过去可要傍着大姐你咯。”我打趣说。
“行,大姐带你游UBC!”萨拉拍拍胸脯。
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地方产生向往之情,似乎也是人之常情的一种。可是,可是对大学的向往,与对津轻、对马込文士村之类地方的向往要不同。那是一种无奈般的向往。我需要上大学啊。我需要上个好大学。
放学后我去找了学校的留学中介。她打了一些时间表给我,又给我稍微看了一下她安排的方案。文档里,“东亚研究”、“亚洲语言与文化”几个词不断地跃出来。
“好几所大学是没有这个专业的。那其他大学你会选择历史吧。”
“嗯。”我很少见到有人不把我的专业当开玩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会问一句:“真的有这个专业吗?”
“除了UBC,还有UOT和麦吉尔……”
“等等,我原来可以申请麦吉尔的吗?没有什么额外要求吗?”
“文科的话……”
一直以来我被自己骗了嘛。我还以为自己没法申请麦吉尔的。
“我的成绩……”
“你的成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只要保持就好了。”
大家都跟我说“你的话肯定没问题的”,反倒像是在给我立flag似的。
抱着几张纸我回去了。南宫说她考虑去麦吉尔或者UOT。其实我想和她一个学校的。但是,生活还远不止如此吧。未来远在迷雾里,又触手可及。这是“咫尺天涯”吗。


170906

心理学课之前,马丁先生突然跟我打了个招呼,说有东西要给我看。
“是好事,不是找你麻烦。”他说。
我刚好在涂唇彩,咔地盖上盖子抿了抿嘴跟在他后面跑了过去。他从教室后面的柜子上拿了几卷海报纸下来。
“我知道你肯定需要十年级学生的作品……我们最近在讲诗歌,并且在让他们创作俳句。”
“啊,俳句。”
“不过英语的俳句比较……你应该更能理解这些问题。”
“嗯,语言差异嘛。”
“但即便这样他们也写了很多让我惊讶的作品,”他打开几张海报,上面写的是学生们创作的俳句,“他们的主意真的太精彩了。”
我看向海报,读了那几首俳句。
“你眼睛都亮了。”马丁先生笑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十年级的学生写的。他们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想法,还能完整地用英语表达出来……我都做不到。”我盯着那些海报。
“没错,这届十年级的英语水平也很高。有一个女孩,她的英文写作水平已经和加拿大的大学生相当了。我觉得在你毕业之后,她是接手文学社社长职务的好人选。”
“那太厉害了……!之前我来学校夏令营做志愿者时,也读到了他们的作品。的确有很多人的写作水平已经超过高年级的标准了。”
“我也会和她介绍你们文学社的。你们不应该错过人才。”
“谢谢您。”
我一蹦一跳地回到了座位上。又有些焦虑,又有些带着希望的兴奋。别的都不那么重要,只要写作的文化能在我们学校流传下去,我的目的就达成了。这是多么微小的壮举啊。
上课讲到社会作为影响因素的时候,马丁先生突然说:“你们作为中国人在中国最先进的城市长大,你们的性格也与其他地方的学生不同。”
“别的地方的学生怎么样?”我们问。
“你们和其他地方的学生比起来简直棒极了。我来讲几个极端的例子。塔伦特女士(我的英语老师,有四百对耳饰的那位)曾经在加拿大的学校教书时,被学生持刀威胁,还被殴打被勒住。”
我们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塔伦特女士非常开朗,话也很多,今天上课的时候还和我们讲起了纽芬兰方言,听得我们一头雾水。她说“加拿大有一种小鱼”的时候,我的同桌说了一句“叫尼莫”。她大声笑起来,说:“加拿大太冷了,尼莫会死的。那就不是《寻找尼莫》,而是《埋葬尼莫》了。”逗得全班同学都在笑。这样的塔伦特女士居然遭遇过生命威胁吗?还是从自己的学生那里?
马丁先生接着说:“我在韩国工作时,曾经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生起气来;也许他们的文化对于表达愤怒有与我们不同的解决方法,那位学生居然用头撞碎了门上的玻璃,拿起碎玻璃就往自己的手臂上划。”
教室里一片唏嘘。
“我们老师们都说每天在这里教书像是做梦一样。你们尊敬老师,而且很有趣。老师们都很喜欢你们。虽然你们经常上课一不注意就睡着……但至少不会拿刀捅我们吧。”
大家又笑了起来,说着“我发誓再也不上课睡觉了”之类一听就是开玩笑的话。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思考起今天自己不安的理由是什么。大概是那些十年级学生们的作品吓到我了。也许我嫉妒他们。我不会因为英语水平而羡慕他们;那是没办法的事,而且既然能怪自己不够努力,就没有必要嫉妒了。
我是嫉妒他们的灵感和他们的年轻吧。
十年级的时候,我也有许多的好灵感。我把它们记在本子上,存在手机里;绝大多数从来没能被写出来,但也有很多成功的作品。现在,也许我稍稍善于表达了,但却再也找不回十五六岁的灵感了。那个时候,我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想法啊。
这个,可能也真的没办法吧。我靠在地铁门上自己苦笑起来,构思着这周文学社的主题写作。


170907

英语课的时候,正巧又讲到不同文化的差异了。我同桌(他也选了心理学,而且心理学课也是我的同桌)突然问塔伦特女士:“我听马丁先生昨天说,你曾经被自己的学生威胁过,是真的吗?”
我在之前就有不好的预感,就觉得会有人问这个问题。要可以的话,我想阻止同桌;或者跟他说一句“你不该问这个问题的”。但是我没有。
塔伦特女士很快地点了点头,露出了一点无奈的表情。“是的,”她说,“是有这种事。”
没有听说过的学生好奇地看向同桌,又看看塔伦特女士。
“那所学校有比较多的原住民学生,也许的确是文化原因。是有学生持刀威胁过我;有两个学生把我按在白板上,勒住了我。”
她像是在讲“海明威喜欢喝酒”一样地平淡。
“但后来见到那位学生的母亲后,我突然为他感到抱歉。不过当然,我依然不会说自己喜欢那位学生……但要与那样的母亲生活,也是难为他吧。”
我看了看同桌,又掐了掐自己的手指头。塔伦特女士有四百多对耳饰,还有无数搭配的项链和戒指。她每天穿的衣服与首饰都是完美搭配的,连鞋包都不会落下。她又喜欢说话,又是个批改作业严格的老师。她和我们说过很多很多关于她自己的事,关于她专门放各种钱包的房间,关于她为什么对小孩子头疼,关于她母亲对天主教的虔诚。
如果说作家塑造一个完整的角色,能达到命运塑造人们那样丰满,那作家也就能成为神了。可这样的人太少了;命运的手才是我见过最灵巧的。
昨天我读完了《雪国》的英译版,去还掉了那本书。今天英语课上开始读图书管理员推荐的那本非洲文学了。同班一个喜欢读书的男生看到后,说:“你也在读这本啊!”
“是啊,图书管理员推荐给我的。你读过吗?”
“嗯,这本写得特别好。我喜欢结尾。”
“我才刚开始看呢。听说是有续集的……”
“我读了续集,没有这本好了。”
“这样啊。好像很多续集都没有第一本好了呢。”是为什么呢?
心理学课上,我和同桌打闹的时候,他拿记号笔在我鼻子上涂了一个点。我有点生气,说:“喂,你过分了啊。”
他愣了一下,盖上笔盖。“……对不起。”
我摸了两下鼻子,摸下来一点黑墨水。
“是白板笔吧,应该没关系的。已经快擦掉啦。”坐我对面的男生说。
同桌递给我一张湿巾纸:“拿这个擦擦吗?”
“谢谢。”我拿过来擦了擦,对着电脑屏幕看了看,好像是没有了。
“她对我说谢谢!哇!她对我说谢谢!”同桌立刻又夸张起来,在座位上动来动去,对面的男生笑出了声,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真拿他没办法。
森也选了心理学课。他去年就选修过了,所以今年虽然和我们在一个班,却在学比我们更难的内容。他们要做一个实验,是关于食物影响情绪状态的。实验需要找一些同学来配合做实验对象(而且还能加分呢),我自告奋勇去找森,决定当他的小白鼠了。今天他和我们讲实验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和吃的食物有关的话,我最近在吃药,会有影响吗?”我问他。
森看了看我。“我帮你重新写一个方案吧。”他说。
“不过第一周的话……只是糖应该没问题吧。”
“不行,还是身体最重要。”
森用一种平和而近乎温柔的语调说着,就是平时只有他在文学社讨论时我才会听到的那种语调。
“但是,第一周也不能摄入额外的钠吧。你吃的药里不是含钠吗?”另外一个当实验对象的同学说。
“是吗……我都没注意啊……”
“我可以再给你写一……”
“我们还是问一下老师吧。”
于是我们叫来了马丁先生征询他的意见。
“她需要服药,那关于实验……”
“那就不行了。”马丁先生说,“那你就不能当实验对象了。”
我看向森。“对不起了。”
“没事的。”
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事啊。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但我还是说吧。森是个温柔的人,他的诗歌也像是一种清洁的灰蓝色一样,也是温柔到无奈的颜色。不过平时与同学说话的森不是这样的。而且,他其实是个看起来很壮,甚至有点凶的人;总穿着一身黑,背着黑色的包。很多时候脸上也没什么表情。这种反差让我想起被女学生误解的三好老师。以后会不会也有森的粉丝找到他,说“你不是真的森老师,让我见真的森老师!”呢,说不定真会啊!想到这种画面我就忍不住笑起来。
化学突击测验的时候,森还被安排坐在我旁边。我交了卷之后就跑去南宫那里,奥古斯特和我还有另外几个同学用记号笔在南宫的透明文件夹上描下自己手的形状,还签了个名。南宫也描了自己的手,豪爽地在上面签了一个“我”。后来我们又尝试把手指头掰成狐狸之窗。
今天放学后去校园大使社开会了。人意外地多,日内瓦作为社长主持会议,中间校长来看了看,然后又去开家长会了。日内瓦说到一半的时候,问我:“比如说,达莉亚,你喜欢演讲吗?”
“我喜欢写东西。”我说。
“那写东西的话,就可以在朋友圈写写宣传的文章……”
“等等,是英语的吗?”
“当然了。”日内瓦一脸哭笑不得。
搞什么嘛。我摆摆手,哧溜一下钻到会议桌底下坐着了。旁边的学妹惊讶地“哎”了一声,日内瓦说:“习惯就好了……”我就是突然想钻下去嘛。

后来自我介绍的环节时,我这么讲:“我是十二A的达莉亚,是文学社的社长。我过来是……取材的!所以什么活都可以干啦。”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负责演讲主持的部门干活。


170908

平时早上,都是爸爸开车带我去地铁站,我坐地铁再走一段路才能到学校。今天清早,我坐在车上拿着资料复习,车开过繁华路段时,我往窗外看了看。六点多钟,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从早点铺里冒出一股白花花的烟,沿着居民楼往上爬。穿白背心的大爷甩着手臂走,两辆电瓶车在他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呲溜开过去了。有去上班的人,有很多戴着红领巾的学生,还有遛狗的。我坐在车里看着他们,这幅景象被分成了一帧一帧清晰而饱和度极高的画面,绿油油的夏天缓慢地移动着。

我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在车窗后面,又像在笼子里,又像在笼子外面。星期五的早晨,人们慢吞吞地活动着,每一个人都确实是活着的东西。确实是活着,我没有看错。我在看什么啊,好像小时候蹲在地上看着蚂蚁搬运蛾子的尸体,好像小时候坐在饭桌上看大人们敬酒。隔绝感。我像是在观察异类一样,好像这扇车门就是保护我的屏障,就是区分他们与我的界限。

我跟他们,是同样的东西吗?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到底是什么?

我刚想到这里,车后面传来一声巨响。复习资料掉到了副驾驶座位底下,我解开安全带捡起来,看向后面撞上我们的那辆车。

爸爸下车了。他抓抓脑袋,看了看被撞的地方,又坐回来,把车开到了路边上。另外一辆车的车主也下车了,讪讪地开始打电话。大概是叫交警吧。我拿手机在微信上跟老师说,我要迟到了。幸好早上是自习课。我一个人坐在车里,从左边右边骑过自行车,开过电瓶车,走过提着一塑料袋菜的人。车子好像沉到了大陆架上,都是鱼从车窗外面游过去。

爸爸打开车门:“你能自己上学去吗?现在肯定走不了了。”

我把纸和文件袋塞进小书包里。“公交车站在哪里啊?”

“我看看。”爸爸走了两步张望一下,往后面一指,“那里有一个。不过你要迟到了。”

“没事,我刚才和老师说过了,而且今天迟到也不影响上课的。”我跳下车,和每天爸爸把我送到地铁站后下车时一样,对他说,“拜拜。”他冲我挥挥手。

马路上吹过一阵凉爽的风。我一点也不着急,也没有感到焦虑。要去解决问题了。我喜欢爸爸这点。他很放心,因为他相信我,不会像妈妈那样容易着急还永远放不下心来。迎面走过了穿白背心的大爷。我看了公交车的站牌,有两班都是去地铁站的。对我来说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啊,我感到一阵轻松。从来没在这里走过,原来附近有个小学啊。

早上我只迟到了二十分钟。

对了,今天我穿了那根从一年级用到现在的背带,因为手机放进口袋里后重重的,裙子会往一边歪。外面穿着西装外套,在家附近还有点冷,到城市里就又觉得热了。



十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开家长会,我留在学校等晚上爸爸妈妈带我回去。

车开到学校附近的桥那里时,后面一个骑电瓶车的人撞了上来。爸爸妈妈都下车了,后面渐渐传出争吵声。

天色暗了。

车子沉进了深深的海底,夜色的浪涛在顶上翻卷着。沉沉的靛蓝色压在我身上。我坐在副驾驶上,车里没有一盏灯,一个两个,夜色们扒在车窗上,紧贴着玻璃,用黝黑的眼珠死死地盯着我。

我哭了起来。这是什么样的孤独啊。



脑袋往后一甩,重重地磕在了椅背上。我一下子清醒过来,车窗外是熟悉的田野,夏天的绿色淡淡地发着光彩。公交车吭哧吭哧地往前开,我摸了摸被撞到的地方。快到家了。

小区门口笔直的那条路,两边各有一排四五层楼高的大树,遮盖住了整条路,阳光要逃也似的才能从叶间漏下来。最近这些树开花了。明明是过分高大的树,却开了小小的花。黄色小巧的花瓣底端被胭脂染成了红色,雪一样不断从树上飘落下来。我蹲下身捡了两个捏在手心里,花飘落在我的头发里,飘落在我的书包上。

我不知道要怎么珍惜它们。站起身来的时候,感觉一根亮晶晶的丝线从树头降了下来,反射着一缕光。

我伸出手,要去抓那根线,它却在我碰到它的一瞬间消失了,是我的幻觉吧。


170912

学校不知道为什么新建了个(没人看得到的)喷泉。意义不明。
最近地理课在讲火山活动,老师就给我们放了《天崩地裂》看。日内瓦看着电影里火山爆发的景象,和我害怕地抱在了一起。影视艺术还是比一行行英文定义形象多了。单单通过视频资料了解大自然的我,依然对它充满畏惧。滚热的岩浆从温泉里溢出,火山灰让白天变成下着泥雨的夜晚。要是真的碰上火山爆发,绝对没有机会逃出去了吧。
我问老师:“BC省也有火山吧?”
“有的。和电影里放的这座山峰是同一个山系的。”
“那温哥华是不是离火山远一点?”
“虽然离火山是远一点,但毕竟也在板块边界,地震和海啸还是会发生的。”
“哇——”我对着日内瓦大叫,“我以后不要住在BC省了——”
日内瓦看着我发抖。
心理学课就比看电影耗神一点了。昨天的心理学考试,我认为马丁先生出的最后一道题非常不合理,跟他说他也不听,于是决定讨厌他三天,到星期五为止。不过一两分的问题,我也真懒得计较了。
之前几节课马丁先生就“预警”我们,这周二他会在我们身上做几个实验,我们需要把贵重物品收好,而且可能有人会哭;总之说得很可怕的样子,导致全班同学人人自危。不过他一直以来就喜欢夸大其词套路别人,今天事实也证明他真的只是吓唬我们而已。其实不过是几个关于记忆、注意力、和不公正待遇的实验,节奏倒是很快。也许在小学生身上做会让他们气得哇哇大哭,但只能让我们高中生一脸不明所以。
其中有一个实验是“三个人说错误的答案,其他人就会随大流说错误的答案”。我好像找出了他的实验意图,故意坚持说合理的答案。总觉得这样才有意思嘛。本来以为马上就要上大学的我们不会被这种小伎俩骗到的,但有很多同学真的随大流走了(主体就是这么形成的吧)……也是,毕竟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普通人嘛。
说起来今天还有个消防演习,本来化学课要单元考的,被消防演习给耽搁了,老师索性给我们上新课。今天的课程是讲equilibrium。我问老师,为什么达到平衡后,这个平衡就不会再被打破了呢?它们可不可以再努力一把打破平衡呢?老师说从来没有学生问过这个问题,他也没法讲清楚。但他说,任何事物都渴望平衡。这让我想起了古埃及宗教里的Ma'at女神。世界万物都需要保持平衡,我也经常发现这个结论。
礼拜二下午在文学社聊天真开心啊。基辅跟我说她对北原白秋有兴趣,让我非常激动。话说,基辅你知道白秋老师其实是小白鼬吗(造谣)?
放学后在学校对面看到了一排共享单车,于是我和南宫一人租了一辆骑到地铁站去。一路上我跟在南宫后面,有时候大喊一声“等等我”,再飞速跟上去。骑单车其实也累啊,感觉西装都湿透了,刘海也中分了……不知道这样背着书包骑着单车你追我赶的日子在大学还会不会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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