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日记171018

学校的教学用网站不能在校园网外打开了。我们向老师问起的时候,老师说,是因为“a very important meeting”。我们仔细想了想才反应过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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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无以吠月》的剧情,大家举着旗帜在街上游行欢庆万世一系二千六百年的时候。好恐怖啊;街道两边的LED屏上滚动播放着鲜红的(删除),街道两边的房屋上也涂满了殷红的二十四字,每一个字都流淌着像陨石一样重重地坠落下来。我能感觉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控着,二十四个字就是二十四种摄像头,前后左右头顶脚底都不会放过。可能我打下这段字的时候,也有谁在看着我吧。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记录下来。只要我有了强烈的感受,我就不得不记录下来。比起模糊不定的安危,这是我更为坚定的原则。即使这段话最后只有我一人看见,我也要记录下来,想尽办法保留下来。

后人会怎样评判我们这个时代呢。会不会成为了溶解在信息洪流中,历史课本上都不值一提的时代呢。我学识不足,无法推测。但这就是我的猜想。

地理老师今天发试卷的时候,还在嘲讽这件事。他前几天一直说“试卷的最后会有一个惊喜”,于是日内瓦紧张地推测,会不会是附加题,额外课题,关于上一个单元的问题之类的。结果他只是在试卷最后附了一个超级大超级复杂根本走不出来的迷宫。

“这样你们做完题目的时候就不会急着拿手机看了。”他解释说,“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们都是这么自娱自乐的。”

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

今天塔伦特女士在帮我修改作文的时候,不断地告诉我我的整篇作文都有问题。

“一个意象重复使用了太多次。还有你使用的意象太过隐晦了,你要好好解释清楚。不解释清楚的话,我真的读不懂。说得明白一点。全部删掉太可惜了……你写得直白一点吧。”

所以我很少用英语写些什么。首要原因是词汇量不足,次要原因就是,我讨厌用英语写东西。用英语写的多半是学校的作业,而所有教过我的英语老师都对我说,考试作文你要写得明白一点,解释,全部摊清楚;要不就是矫揉造作过分强调的“show not tell”。我所有学习语言的美的努力都被老师要求打碎重来,填上艳俗的形式主义。和国内部所谓的八股应试作文并没有差多少。当我特地去向老师请教考试作文之外该如何用英文写作的时候,他们又都糊弄过去(是嫌弃我英语基础还不好吧!基础没学好就不要再想什么美不美的了,之类的理由吧)。一来二去,我越来越反感学习英文写作。不论如何都没法表达自己。

我问塔伦特女士她什么时候有空,我想向她请教一下考试作文。

“嗯,我这周都没空啊,这周太忙了!”

“那下周怎么样?我最近也超级忙。”

“下周吧。你们要开始申请大学了啊。”

我苦笑着点点头。

话说《发条橙》读着真累。我一边在手机上翻词汇表一边读,每隔两行就要找找这个造出来的词是什么意思,一半时间都花在划屏幕上。相比起来,昨天森和我在图书馆里一起读的儿童绘本真是有趣极了。该读这些绘本的年纪从未看到过这种书,现在补读还不算太晚。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一直注意的一个国内部老师正巧就坐在我后面。那是我小学四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刘老师,现在正好在我们学校国内部工作。四年级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非常优秀的随笔,隔壁班的语文老师甚至怀疑我是抄袭的,虽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是刘老师认可了我,鼓励我开始往自己的方向学习发展。当时我的作文本上写的都是与别的同学截然不同的内容;对于小学生而言,写个五六百字就感觉已经不少了,我更是每次要花两三个小时去写这些随笔。刘老师对它们都做出了用心的点评。那一年,我的进步非常大。

自从我转学过来开始,我就时不时地看到刘老师,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去打招呼。明年我就要毕业,离开中国了。不管是什么机会,都不能再错过了。

“我要去和她打招呼吗?”我问南宫和基辅。虽然我早就决定要去搭话了。

“别了吧。她可能不记得你了。”南宫说。

“我觉得肯定不记得我了吧……毕竟八年过去了。”

“那就更不要去了。太尴尬了。我可不要看那么尴尬的场面。再说了,就算认出你了又能怎么样呢?’我是谁谁’,’啊,谁谁,是你啊’,然后呢?所以呢?真的很无聊。”南宫一如既往地蔑视凡人间的交流,尤其是这种久别重逢式的戏码。我觉得她是对情感的可能性感到不安而选择蔑视的。

“就算尴尬,也挺有意思的啊。值得试一试。”

“一点也没有意思。”

“我觉得有意思。”

基辅看了看我,她也认为没必要去搭话。但不论如何,我早就决定好要去了。

“那待会你们先走吧,免得尴尬场面被你们看到了。”这样约定好后,我去倒掉了餐盘,甚至没给自己做什么心理准备就向刘老师走过去了。她正坐在餐桌顶头和对面的老师说话。

“请问是刘老师吗?”我问。

“哎,是我。你是?”刘老师的声音一点也没有变,就连样貌都一点没变。

“我是您之前在——小学的时候教的学生。”

“哦哦……”

“我是——。”

我姓氏刚说完,刚发出单名的音,她就记起来了:“啊,是——啊!记得记得,我当然记得你!你怎么到这边国际部来了啊!”

“其实我三年前就转学过来了……之前见到过您,没找到时机打招呼。”

“哎呀,你早点来找我啊!瘦了,这小姑娘瘦了。你看,”她对坐在对面的老师说,“这是我以前在——的时候教的学生。女大十八变啊,真变样了。也好几年了。”

我们又寒暄了两句。我有种很奇异的感觉。刘老师一点也没有变,可我却很不一样了。好像和刘老师说话的,应该还是四年级的我;但现在的我已经装不进四年级的自己了。一种错位感凭空浮现出来。

“谢谢您。”我最后这么说。

“哎呀……哎,我办公室在四楼!你有空就过来!”刘老师爽快地说。

她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应该教了不计其数的学生,桃李满天下了吧。就算记得我,记得的应该也就是爱写东西,特别淘气,成绩不错,这几点了。但相对而言,她记不记得我也不那么重要了。我也不知道除了感谢之外自己为什么这么想要去和她打声招呼,惦记了三年;我好像是要确认什么东西,也好像是要找回什么东西。

一个好老师,真是很难遇到啊。

今天还是马丁先生的生日。他给全班同学一人买了一个甜甜圈,还有两个男同学开了礼花筒,嘭的一声满教室都是彩色纸片,大家欢呼着对马丁先生说“Happy Birthday”。马丁先生笑了起来,虽然有点无奈——因为后来我们还得清理教室。还有同学录了视频,视频上我咬了一口甜甜圈,一脸呆呼呼地看着礼花筒;礼花筒发射之后马丁先生笑着拍了下手。

 

心理学课上讨论的时候,我怕自己情绪失控,离开了教室两次。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最不愿意想起的事,还是被提到了。而在讨论过程中,我才意识到,原来陪伴了我三年的同学,让我感觉终于能够信任的同学,现在正和我围坐成一个圈的同学,他们的观点其实是那么可怕。

我躲在教室门口,抓着手机。

“嘿,达莉亚!”路过的一位老师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你怎么站在外面?你有麻烦了?”

“啊,没有……”

我打开门回到教室。

就连森也是那么想的吗。

就连他也是那么想的吗。他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说。

能够理解我的人,想要尝试去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人人都是这样。

我想起南宫以前总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现在想起这句话,我只能硬是把眼泪憋回去。

放学后,我把纸箱子套在了脑袋上想冷静一下。结果发现很好玩,于是立刻和梅丽莎玩得不亦乐乎,还被日内瓦捉弄得团团转。她们没有选心理学课。但我也不想知道她们的观点了;就把脑袋套进纸箱里吧,还是不要知道为好。

离开学校的时候正下着小雨。校门口的那块显示屏,正在播报关于(删除)的录像和新闻。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扬声器慷慨激昂地讲述着(删除)的成就,一片片红色填补在人像间的空隙里,在阴霾的天空之下格外刺眼。

被欺负了,有什么好骄傲的吗。所谓的伤痛,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吗。那样装作平淡无奇地讲出来,你是想表达什么呢。

你为什么那么说。

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

为什么是我,我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你们是来审判我的吗?

红色的屏幕上,密密麻麻地坐着一个个代表。镜头切换到一张张脸上。

我做不到。从一开始,我就已经被大家抛弃了。错的人可能真的是我,我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在那次退学之前,在那次毕业之前,在走出家门之前,在翻开第一本书之前,就已经全部错了。现在的我,是一个苟且偷生的逃亡犯。

但是,但是,我又有什么罪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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